布料癡馬諦斯 跨足服裝設計
Matisse the Designer


Yves Saint Laurent 1980年秋冬訂製服系列中,以馬諦斯為靈感的裙裝。

Yves Saint Laurent 1980年秋冬訂製服系列中,以馬諦斯為靈感的裙裝。

»»馬諦斯(Henri Matisse, 1869-1954)對現代藝術的貢獻,擺脫形式束縛、空間侷限,以鮮麗色彩直指人類最原始的生命力與渴望,已在藝術史中定調;但近年來史界卻出現不同的聲音,指出馬諦斯在20歲前從未畫過任何一幅油畫,他之所以能夠掙脫西方繪畫傳統的繁文縟節,除了天賦異稟、大膽創新外,他的家鄉──法國北部小城Bohain的紡織業也居功厥偉。而他畫作中對布料的倚重,及生涯晚期的服裝創作,都令人不禁猜想,若馬諦斯改行當服裝設計師,或許也能闖出另一片天。

浪漫不羈或許是對法國人天性的刻板印象,但馬諦斯的故鄉Bohain卻是個例外。這座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法國絲織品重鎮,雖然每年都向巴黎的豪宅與高級訂製服工坊供應數萬疋綾羅綢緞,但居民卻以「古板」、「現實」聞名,不但劇院、畫廊、沙龍等文化產業付之闕如,馬諦斯在往後也曾表示,自己的童年是在命令與喝斥中度過的,與藝術家的浪漫心性是南轅北轍。

畫作「玻利尼西亞天空」(Polynesian Sky, 1946),給了Yves Saint Laurent不斷的創作靈感。

畫作「玻利尼西亞天空」(Polynesian Sky, 1946),給了Yves Saint Laurent不斷的創作靈感。

在家鄉的嚴肅氣氛中,馬諦斯1867年18歲時,受父母之命前往巴黎就讀法律,以優異成績畢業,並且順利進入法庭擔任政務官,原本在司法界前景一片看好的馬諦斯,卻因為20歲那年的一場闌尾炎,而徹底變換人生跑道。未免兒子在臥病時感到無聊,馬諦斯的母親送給他一盒顏料與畫筆,好讓他在病床上排解閒暇,據馬諦斯回憶:「當我第一次將一盒顏料捧在手中時,我就知道這是我的生命,我像一頭野獸一樣全身心投入繪畫之中!」

在僅僅兩年以後,馬諦斯就向父親表明自己的新人生志業,並在父親「憤怒纂起的老拳」之下,毅然前往巴黎,投身象徵派(Symbolism)畫家Gustave Moreau門下。1905年,馬諦斯與同學Albert Marquet、Henri Manguin、Charles Camoin等人在Salon d’Automne畫展中,以強烈對比色塊、粗黑輪廓線與平板空間,被藝評家評為「唐納泰羅(Donatello,義大利文藝復興雕刻家)身陷一群野獸間。」開啟「野獸派」的先河,而此後的發展,則是藝術史課本中的陳腔濫調了。

馬諦斯所蒐集的紫色長袍(左)與畫作「紫袍與海葵」(Purple Robe and Anemone, 1937)。

馬諦斯所蒐集的紫色長袍(左)與畫作「紫袍與海葵」(Purple Robe and Anemone, 1937)。

馬諦斯如何能在起步落後的情況下,在十數年內另闢蹊徑,開拓出自己的平面審美,徹底改變現代繪畫的面貌,理論眾說紛紜。但在2005年,倫敦皇家學院(Royal Academy)的一場展覽,卻指出最讓馬諦斯獲益良多的,很可能是故鄉Bohain那些正經八百的緙絲手藝人。在與馬諦斯後人的面談中,馬諦斯傳作家Hilary Spurling發現畫家生前大量的布料收藏,從高級訂製服的布樣、家飾布花到埃及、摩洛哥傳統掛氈等不一而足,而驚人的收藏量甚至讓作家以「源源不斷,傾瀉而出」形容。在了無生趣的小鎮,正是織品師傅的大膽用色,培養出馬諦斯的獨特色感;對優雅高級的布料無甚興趣,馬諦斯獨愛黃綠、紫紅、中國藍等對比色的強烈碰撞。據馬諦斯的外孫Claude Duthuit表示,外公經常尋訪巴黎各大跳蚤市場與服裝工坊,也常把中意的布料寄回家與親戚分享。「我把大部分都丟了,當時只有13、4歲,還無法評斷東西的價值。」Claude Duthuit懊悔道,「但我倒還有一件這些布料做的外套。」

左:畫家Pierre Bonnard躺在馬諦斯畫室中;右:畫作「斜倚女奴」(Reclining Odalisque, 1926),可看出背景完全吻合。

左:畫家Pierre Bonnard躺在馬諦斯畫室中;右:畫作「斜倚女奴」(Reclining Odalisque, 1926),可看出背景完全吻合。

馬諦斯在創作中對布料的使用,也為家人所熟知,每當他旅行到一處,總要帶著幾大皮箱的布料,一到目的地便把它們披掛得滿房間都是,並暱稱它們為「我的行動工具箱」。馬諦斯畫作中色彩斑斕、線條蜷曲,風采往往蓋過主題的背景,往往正是布料疊合的效果,而非畫家想像中的產物;而更是透過布花設計的特性,更使馬諦斯融合前景與背景,發展出將景深濃縮至平面的手法,與畢卡索所創的立體派殊途同歸。

馬諦斯跳車購買的藍花布,成為無數畫作的靈感。

馬諦斯跳車購買的藍花布,成為無數畫作的靈感。

從馬諦斯的遺物中,也發現不少畫作中布樣的本尊,如1913年「橙子與靜物」(Still Life with Orange)中的花卉桌布;1926年「斜倚女奴」中的鮮橘色非洲掛氈,都從皮箱中起出,而一塊不起眼的米白藍染小花布,更揭開馬諦斯無數名作的靈感之謎。在信件中,馬諦斯寫道:「我在公車上看到店面櫥窗中的藍花布,我立刻就跳下車買下了它。」這塊讓馬諦斯奮不顧身的花布,在此後幾十年間,在畫作中展現了千姿百態:1904年「皮耶與木馬」(Pierre with Wooden Horse)中的桌布是它;1906年的「藍色桌布」(Blue Tablecloth)中,纏繞畫面的靛藍藤蔓也是它;1919年「三色堇」(Pansies)中,間斷布花也佔去畫面半壁;乃至野獸派代表作「紅色的和諧」(Harmony in Red, 1908),將桌巾與牆面融為一體的花紋,也是布花抽象畫的結果。也可以說若沒有馬諦斯當初的「衝動購物」,這些名作恐怕都不會出現。

「三色堇」(左)與「紅色的和諧」(右)中,藍色布花皆是畫面焦點。

「三色堇」(左)與「紅色的和諧」(右)中,藍色布花皆是畫面焦點。

除了「抄襲」布花之外,馬諦斯也從家鄉父老的絲織品產業中,偷師不少手法。1912年的「茄子室內景」(Interior with Aubergines, 1912),將室內擺著茄子的小茶几、屏風、壁紙,及窗外的景物,疊合為一塊塊小布樣,似要待客人揀選;而絲織品打樣時,以不同顏色紗線織造同樣花紋的手法,也在1909年與1910年間,傑作「舞蹈」(Dance)的兩種不同版本得到體現。

「茄子室內景」(左)猶如堆疊布樣;「舞蹈」兩種不同色彩如布料打樣。

「茄子室內景」(左)猶如堆疊布樣;「舞蹈」兩種不同色彩如布料打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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