米羅的星空詩夢 時尚也慕名
Joan Miró Create Fashion Poetry Dream


米羅(左)自畫像由具體的「Self-Portrait」(中)到抽象的「wireframe self portrait」(右)。

米羅(左)自畫像由具體的「Self-Portrait」(中)到抽象的「wireframe self portrait」(右)。

»»米羅的世界少有人能懂,黑線、點點和彩色圖塊可以說是大師對生命熱力的精華之筆,但同時也會落入「連小孩子都畫得出來」的恣意批評,但米羅說:「繪畫出自於筆刷正如詩歌出自於詞語。意義是後來才發生的。」(The painting rises from the brushstrokes as a poem rises from the words. The meaning comes later.)以畫筆譜詩的米羅,並不介意自己的畫作被如何解釋,在他眼中能夠幫他逃離苦難與貧窮的天梯,或許在別人眼中只是幾條線所組成的方格子。但更因如此,他的藝術能夠被無限制地解讀、延伸至設計、時尚領域,包容更多可能。

米羅(Joan Miró)1893年出生於西班牙巴塞隆納,父親是一名鐘錶匠和珠寶商,從小體弱多病,不喜愛唸書,唯獨對於繪畫情有獨鍾,14歲時(1907年)進入巴賽隆納的St. Luke藝術學院學習。但務實的父親認為繪畫無法謀生,送他去念商業學校,畢業後還幫他謀了一份記帳工作。但工作上的抑鬱不樂加上勞累,使得他身染重病,療養期間,他決志將一生奉獻給藝術和繪畫,也終於說服雙親,讓他專心學習作畫。

米羅早年雖受父母之命曾做過記帳工作,但最終始能追隨夢想專心學畫。(截取自米羅特展 女人.小鳥.星星)

米羅年輕時畫風屬於野獸派,但受藝術教育期間,受到許多達達主義、立體主義、抽象主義的影響,決定前往巴黎尋找新的靈感與刺激。1920年初抵巴黎時,米羅是一個貧窮而並無盛名的青年畫家,畫作賣不出,自然天天挨餓。但經由輾轉認識,他逐漸融入當地的藝術圈,與藝術家畢卡索、法國詩人Pierre Reverdy、達達派主義創始人Tristan Tzara,米羅還與以記者身份旅居巴黎的美國作家海明威相處甚歡,在這裡和眾多藝術家、文學家的交流,奠定了米羅超現實主義的畫作風格。

米羅移居巴黎後,畫風逐漸由「The Farm」(左)的寫實具體,轉變為「The Tilled Field」 (右)的超現實主義畫風。

米羅移居巴黎後,畫風逐漸由「The Farm」(左)的寫實具體,轉變為「The Tilled Field」 (右)的超現實主義畫風。

在旅行荷蘭2週期間,米羅大受17世紀荷蘭畫家的藝術所感動,遂將多幅大師畫作重新詮釋,例如以Hendrick Sorgh畫作「詩琴樂手」(The lute player)為範本,轉換成自己的超現實主義語言,而成為作品「荷蘭室內景一號」﹝Dutch Interior I﹞。若兩相對照畫作中的不同元素,觀者便可瞭解米羅如何將現實所見之具體物像,融入個人畫風而呈現的童趣和幽默感,樂手紅色臉龐中表現出悲喜交雜的表情,也投射出出米羅當時的個人感受,一方面欣喜地吸收巴黎文化養分,但物質匱乏的窘境也同時困擾著他。

右圖為米羅的「荷蘭室內景一號」(Dutch Interior I,1928)為重新詮釋荷蘭畫家Hendrick Sorgh的「詩琴樂手」(The lute player,1661)。

右圖為米羅的「荷蘭室內景一號」(Dutch Interior I,1928)為重新詮釋荷蘭畫家Hendrick Sorgh的「詩琴樂手」(The lute player,1661)。

1929年10月,米羅與比拉‧詹科莎(Pilar Juncosa Iglesias)結婚,育有一女。二次大戰爆發之後,米羅舉家離開巴黎,卻又無法回到故鄉西班牙,因此在1939年落腳挪威Varengeville,開始創作其最著名的「星座」( Constellations)系列。在畫作中,大量運用抽象符號構成畫面的意義,線條、圓點和圖塊,取得藝術性的完美平衡。「星座」系列的成功,不僅成為米羅多變畫風的重要里程碑之一,也讓他從二流畫家,晉升為國際藝術巨星。

(由左至右)「The Beautiful Bird Revealing the Unknown to a Pair of Lovers」(1941)及「in Love with a Woman」(1941)出自米羅「星座」( Constellations)系列。

(由左至右)「The Beautiful Bird Revealing the Unknown to a Pair of Lovers」(1941)及「in Love with a Woman」(1941)出自米羅「星座」( Constellations)系列。

米羅的繪畫看似隨性之作,實則不然。其實米羅極具詩意的畫作邏輯,早已自成一套系統,他甚至在筆記中標下,什麼樣的象徵符號代表什麼意義。如「米」字型的線條代表星星,圓點與圓點之間的鋸齒狀線條表現人物的表情,並截取女人性徵簡化之後成為畫作符號之一,至於鳥的圖形則在不同時其演變過程中,以不同的樣貌面世。至於畫中眼睛的形象,則是加泰隆尼亞傳統,也是西班牙農夫文化中「瞪視」的觀念,極具神秘色彩。

米羅的不同畫作中,雖同為女人和鳥,卻以不同面貌示人。左圖為「女人、鳥和星星」(Woman, bird and star , 1949)「夜晚裡的女人和鳥」(Woman and Bird in the Night,1971)

米羅的不同畫作中,雖同為女人和鳥,卻以不同面貌示人。左圖為「女人、鳥和星星」(Woman, bird and star , 1949)「夜晚裡的女人和鳥」(Woman and Bird in the Night,1971)

米羅曾說:「對我來說,形式並不表示抽象,形式是某種東西的象徵,絕不是為了形式而形式。」所以若瞭解米羅的語言,將會發現線條將不是線條,圓點也不只是圓點。而且即便藝術語言自成一格,但米羅卻不限制觀者如何解讀他的畫作。他曾說,畫中所呈現的事物,可以是一個人、動物,或是一樣東西,全憑觀者自由想像。

米羅鼓勵觀者觀看畫作時自由想像。圖為「藍色二號」(Blue II,1961)。

米羅鼓勵觀者觀看畫作時自由想像。圖為「藍色二號」(Blue II,1961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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